害之中取小，不得已也」。

……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丶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「义，利也《经上》」、「义本于外」，义利是盈坚白关系，是一体两面。

这难道不是先秦墨家的透明政权的表述吗？墨家主张君王与民众互忠，而且讲言必有效、行必立仪，然后发展出上下通察做为互忠的验证手段。子夏、子贡、李悝、吴起、商鞅、荀子、韩非、李斯等人。在墨家无知论和经验论前提下，我们再看墨家的法天。从反面来说，没有对恶的回报，人们怎么能认识到哪些是恶必须去除呢？和谐社会不应该压制回报，而应该思考和解决导致人们恶性回报的那些因素。然而对获取的信仰容易导致恶性竞争，或者小富即安失去发挥个人所长奉献社会的动力。

相互印证下我们会发现先秦墨家保守的华夏传统体制，与古希腊那种小城邦国家的体制类似。致信指符合或者获取人们的契约。如此也可能不免抽选原文之指责，但写法改变了，原先的承诺不变：只要从《墨子》[ 本文中只要是使用「」框出的，都是《墨子》或其他典籍中记载的墨家原文。

然后里长宣布：我将带头执行这些义，大家都要像我一样。目前所见先秦典籍之中，《帛书老子（甲本）》《墨子》都很好地保持了这种传统。君王利民，日常的主要形式就是严格遵行、执行民所立之法了。后来有幸遇到了南方在野先生在介绍《墨子•尚同》篇。

国家说音湛湎，则语之非乐、非命。用对劳动的信仰取代对获取的信仰、信念，获取则需降低为对劳动的报偿和肯定。

以七患居国，必无社稷。这是因为对权力的控制要求使权力者处于道德的低端，那么就出现了与人格和观念平等的矛盾。此所谓言有三表也《非命上》」。先秦墨家并没有止步于道德层面，而是继续推理，主张以法治社会去实现兼爱之理想。

圣王教民生产技能，说明贤者比百姓更有知识和能力。应该是研读《墨经》得到的领悟。这个办法必须是制度和文化并进的，必须是有来自传统的支撑的。只能将儒家经典拆散为基因片段，从中选取一些句子重新解释后做为中国的语言特色使用。

利用极权之威力，结合民众的呼声和由于法治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成长，要求从低级别官员开始逐级向民众所立之法低头。英国的变革首先就是互不侵犯理念下的变革，在互不侵犯的基础上追求平等。

而且，法律必须由全民参与制定，最佳的立法方法就是排除舆论干扰后的法庭博弈。在这种人群中使用儒家传统的头脑、使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排除传统之中的毒素，已经被毛先生的尝试所证明不可行。

注意一个要点：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数量是越来越少的。大幅脱离则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断裂，实际也就打破了对规则、秩序的信仰，形成了对人类或者自身的信仰--致命的自负。所以笔者将墨家所保守的华夏传统体制称为执法王体制。在法国是平等口号，在中国是民贵君轻宁有种乎。清除儒家思想，必须找到来自传统的替代品，这个替代品目前只能是墨学。没有能注意腹朜所维护的恰恰是惯例之法的严肃性。

如果没有民立法前提，这段话就会像清儒那样看歪了。《说文》：咳，小儿笑也。

人性自私，且义利重一，那么每个人的观念和主张之中已经包含个人的利益在内，义是利的一种表达形式。信仰恰恰是一个文明、文化传统最为集中的反应。

而且对多样性社会的信仰还是前九条总体效果的延伸。人们必须遵守规则：「虽至士之为将相者，皆有法，虽至百工从事者，亦皆有法《法仪》」。

而是一种内容非常广泛的学问，其中包含治道罢了。所以有忠信相连，以互忠之志与守信之行将人们连接到一起。《墨子》中所引《尚书》「万方有罪，维予一人」。只要主张限权，那么必然就要主张社团组成的大社会。

适合的、可靠的知识在变化当中，新的众人的认识和共识是考察、补充、修正经验之本的新的源泉。《尚同》篇所言「上下通察」，则是透明政府的制度主张，也是责任伦理的体现。

宪政之下不能依靠强力和权力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，剩下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了。从而使得传统被中性化，失去被信仰的意义。

从《墨子》中「民富国治《辞过》」的提法看民还在国之上，书中也从无国强之说。而且如果不是道德模范式的圣王也没有资格。

比如现在有个法官来管理一个县。结合后世墨者再不发明天志，而只重述墨子所言。当人们不能自我管理时，也就不能形成自我责任的意识。将众人的认识和共识称为原，就是将众人的认识和共识视为知的源。

所谓汉族不过是一个保持了儒家传统的大杂烩罢了。其直若矢，其易若厎，君子之所履，小人之所视《兼爱下》」。

人们要论证宪政不妨从本文中抽取所需。大概是晋国使者纵横俾睨游说墨子。

墨家「仁，体爱也《经上》」、「仁本于内」，墨家的仁概念就是能够互相体验感受的爱。自然法是从信仰中自上向下引申、推理。